说媒自古有之，本在成全良缘，促成美满婚姻，但生活中，却有婚介所打着说媒旗号，将相关费用打包统一收取，收费还按婚姻状况、年龄、颜值等因素定价，征婚信息也明码标价，表面看似牵线搭桥，实则把婚姻当成买卖。近日，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件。

案件回顾

刘先生因想成家，经打听找到岳塘区某婚介所咨询相亲事宜，在该婚介所签订了《某婚介所服务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并交两万余元诚意金。随后，该婚介所经营者宋某带刘先生去见另一名介绍人周某，刘先生又向周某交两万余元费用，收据上写的是彩礼。在约谈过程中，宋某、周某均向刘先生承诺，会持续介绍相亲对象直到双方均满意为止，如刘先生不满意介绍的对象则费用不退，女方不满意则可以退费。

此后，宋某和周某一共为刘先生安排了两次相亲，但均以女方不满意告终。刘先生遂要求宋某、周某退款，但均被两人以各种理由拖延。刘先生认为，宋某、周某的行为不仅违背诚信、构成违约，也侵犯了自身合法权益，遂起诉至岳塘区法院。

法院审理

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签订的《合同》虽然从形式上属于中介合同，但该合同约定的收费标准：“收取费用按女方要求为准，包括彩礼费、介绍费等”，以及“根据婚姻状况、年龄状况、颜值及地域不同，所有费用分三次支付，先打诚意金再安排见面相亲，办结婚证之前一次性付清所有费用”，将中介费和彩礼等费用混合，全部都由宋某和该婚姻介绍所收取，且作为收取中介费的依据；同时，宋某与刘先生及其母亲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亦可看出，其提供的征婚信息都以金钱明码标价，这些约定和行为明显偏向于“借婚姻索取财物”。因此法院认为，若《合同》继续履行，有悖于公序良俗，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优良的婚姻家庭美德背道而驰，现刘先生主张解除《合同》，法院予以支持。

法院审理认为

其次，关于退费问题。法院综合考虑婚恋市场行情、聊天记录中体现出宋某确实提供了一定的婚介服务等因素，酌情认定了宋某和该婚介所的合理费用。

再次，刘先生向周某支付两万余元，周某于同日出具了其签名的《收据》，《收据》内容载明以“女方”名义收取“彩礼”，刘先生与“女方”并未缔结婚姻，周某收取彩礼没有法律依据。

法院判决

综上，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法院判决：确认刘先生与宋某、该婚介所签订的《合同》予以解除；宋某、该婚介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部分费用；周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全部费用。对此判决，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法律否定的从来不是彩礼这一习俗本身，而是把婚姻当作索取财物的手段。婚介机构把彩礼、介绍费、服务费打包收进自己口袋，按年龄、外貌、地域给人定价，以诚意金锁客、以格式条款堵住退款渠道，指向的已经不是促成婚姻，而是获取财物。这样的说媒和婚介服务，已经有悖公序良俗，法律不予保护。

更应警惕的是，这类操作往往利用的是当事人和家庭对婚姻的急切期待。相亲市场信息不对称，一些人便以包成功、不满意退费、先交诚意金再安排见面等话术制造紧迫感，让当事人在犹豫中掏钱。可婚姻从来不是一锤子买卖，感情也无法靠付费承诺来保证。把婚姻条件换算成价格，把彩礼、介绍费、服务费混在一起收取，不仅容易引发纠纷，也会让原本美好的婚恋期待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对家庭而言，为相亲支付高额费用，可能掏空积蓄；对个人而言，一次次付费相亲失败，也可能消磨掉对婚姻的信心。婚介服务应当回归信息撮合的本色，而不是把婚姻焦虑做成生意，以金钱来度量婚姻。

近日，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申请，快速审查并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刚性司法屏障制止家庭暴力，为受害妇女撑起法治“保护伞”。

申请人尹某（女）与被申请人向某（男）系夫妻关系。婚后，向某多次对尹某实施家庭暴力。近期一次暴力行为致尹某肋骨骨折、肺部受损，尹某不堪侵害，持伤情照片、诊疗材料等证据，向茶陵县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受理申请后，法院第一时间核查证据、研判风险。经审查，尹某提交的医疗机构诊疗记录、伤情照片、妇联求助记录等材料，足以证实向某存在家暴行为，尹某人身安全面临现实紧迫危险，符合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定条件。法院在当天依法作出裁定：一、禁止被申请人向某实施殴打、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家庭暴力行为；二、禁止被申请人向某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尹某及其相关近亲属。并随即前往当地派出所、村委会开展法律文书送达工作，以司法速度与温情为受害妇女撑起安全“保护伞”。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反家暴法赋予受害者的法治“护身符”，独立于诉讼程序，不以提起离婚等诉讼为前提，能够快速阻断侵害、隔离危险。《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八条明确，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当在七十二小时内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驳回申请；情况紧急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作出。本案中，法院立足案情紧迫性，加急办理、快速下裁，第一时间为申请人筑牢安全防线。

家庭暴力绝非“家务事”。茶陵法院通过高效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亮明对家庭暴力“零容忍”的坚定立场，及时救济受害当事人合法权益。在此提醒，遭受家暴、人身安全面临危险时，要注意留存伤情照片、就医记录、求助记录等证据，勇敢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依法维护自身人身权益。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一批检察机关办理刑事立案监督案件典型案例。办案中，检察机关围绕“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精细化审查，确保定性准确、罚当其罪。同时，通过追赃挽损、追诉漏罪漏诉，维护司法公正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某，男，1997年11月出生，某电竞酒店（个体工商户）员工。

2023年8月，陈某入职章某清经营的某电竞酒店担任前台工作人员，负责办理入住、查房、退房及收银等工作。2023年11月至2024年5月底，章某清因患病未能到酒店上班。在此期间，陈某将酒店房间内共计31张电脑显卡拆卸后擅自出售，非法获利人民币11万元。

2024年6月17日，章某清向某公安局报案。该局以个体工商户工作人员将代为管理的酒店财物占为己有涉嫌侵占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为由不予立案。章某清不服申请复议，该局于同年8月16日作出刑事复议决定，维持原不予立案决定。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线索发现。2024年10月10日，章某清以陈某涉嫌盗窃为由，向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开福区检察院）提出立案监督申请；该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经审查认为符合受理条件，予以受理。

调查核实。经调取公安机关案卷材料、酒店房租及水电费缴纳记录、询问酒店其他员工，听取章某清意见，查明：一是陈某仅负责办理入住、查房、退房及收银等前台工作，对酒店没有管理职责；二是在章某清患病住院期间，酒店的人事、财物等管理工作仍由章某清远程管控，章某清并没有因自己住院而对陈某进行过管理授权或保管托付；三是陈某利用前台工作便利条件，通过秘密拆卸方式获取显卡，并非“合法持有后拒不退还”。该案涉及自诉和公诉案件的区分，不立案决定存在错误可能，需要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将案件移送刑事检察部门进一步办理。

监督意见。2024年12月23日，开福区检察院向某公安局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该局回复，陈某作为酒店前台工作人员，在酒店经营者住院期间具有代为管理酒店的职责；涉案酒店系个体工商户，职务侵占罪的“单位”包括个人独资企业（非法人组织），但个体工商户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自然人”，其雇员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陈某将代为管理酒店的显卡非法占为己有、拒不返还的行为构成侵占罪，属于自诉案件。开福区检察院认为，虽然陈某作为个体工商户雇员，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要件，但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酒店经营者未授权酒店管理的情况下，利用前台工作中接触房卡的工作便利条件，秘密进入无人客房拆卸显卡并销赃获利，涉嫌盗窃犯罪且数额巨大，公安机关不立案的理由不能成立。2025年3月14日，开福区检察院向某公安局发出《通知立案书》。

监督结果。2025年3月21日，某公安局以陈某涉嫌盗窃罪立案侦查。2025年8月25日，开福区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对陈某提起公诉。2025年9月2日，法院以陈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

（一）立足犯罪构成实质审查，精准界分侵占罪与盗窃罪。侵占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犯罪，盗窃罪属于公诉案件，准确区分两罪对案件的处理具有关键性意义。办理此类定性争议案件，应当坚持实质判断标准，以财产占有状态为核心，审查对象属性与行为方式。侵占罪系事前合法占有财物，事后拒不退还；盗窃罪系违背权利人意志，以平和手段窃取他人占有之财物。行为人窃取他人占有的财物并变卖牟利的行为构成盗窃犯罪。检察机关通过立案监督，将案件依法导入公诉程序，切实维护司法公信力。

（二）准确甄别“利用职务便利”与“利用工作便利”，依法平等保护市场主体财产权益。实践中，行为人利用工作条件侵财的行为容易出现定性误区，混淆盗窃罪与职务侵占罪。办理此类案件，应当立足行为人岗位职责实质判断，重点审查行为人是否对涉案财物具有管理、支配、处置职权；仅依托工作环境、工作机会接触财物，通过平和手段实现非法占有，属于利用工作便利，而非利用职务便利。个案办理中，应当准确区分便利性质，厘清侵财行为定罪边界，有力维护各类市场主体财产权益。